“中國制造”的產業轉移，不是國內一個方向，而是國際和國內同時發生。西部此刻對接中國東部，在國際視野里看已無任何優勢，包括人力資源的優勢。
　　中國要避免未來出現日本現在面臨的局面，當然要進行各種改革。最需要避免的是不能有日本似的“發展主義政府”。這樣的政府很樂意以發展某種產業來發展經濟，而會糟糕地強調產能的建設，導致經濟活動中出現過度投資。這是中日最為接近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最大的危害就是整個金融體系完全為政府的產業政策進行專項金融服務，匯率和貨幣政策基本得不到獨立，也是非市場化的。
　　中國和日本的銀行，主要利潤來源均是針對機構客戶的貸款，尤其是集中在針對大機構客戶的貸款，而不是像歐美那樣能為零售客戶提供很好的金融服務。當然中日之間區別，比如日本銀行風險管理比中國還差的是大銀行和大機構客戶之間的交叉持股--其實這也只是表面現象，從本質上說，中國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更為同質化，而且股權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從金融體系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角度，中國這樣的股權結構更差。因為中央政府持有商業銀行絕對多數股份，豈不是國家財政擔保商業銀行？這在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里是不存在的。這意味著市場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政府就站在第一線，市場上的商業機構已經沒有任何后路，盡管表面上看來，這樣的銀行在市場里是那樣的龐大，并且有著其他銀行沒有的競爭力。上世紀日本銀行的世界排名和中國的銀行如今的排名非常相似，都在世界最大最賺錢的銀行前列。這種龐大和競爭力是各種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刻意扶持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對待匯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導向。德國更看重貨幣政策獨立性，不以犧牲利率、匯率來促進產業出口；而日本則經常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利率和匯率圍繞著產業出口形成所謂的國際貿易競爭力來制定。
　　在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之后，兩個國家的貨幣升值都非常大，但是德國在本幣升值過程中無論物價和經濟運行都保持了相對穩定；而日本則經歷了從通貨膨脹到資產泡沫破裂的危機，在拖了20年時間之久后，日本走到它創造的模式的盡頭，出現了外貿逆差，而同期德國雖然經歷了東西德合并，卻在全球市場依然保持著優勢。  

來源：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