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今天上午舉行閉幕會，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管理通脹預期成為總理著重回答的部分，在三個問題中提到控制通脹，可見，今年經濟工作重點是抑制通脹惡化的預期、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加快經濟結構轉型。

　　中國民生支出節節上升，但民生依然欠帳依然龐大，貧富懸殊依然在擴大，這是中國通脹容易誘發危機的經濟根源。

　　很多人希望中國提前實現北歐式的高福利，這是不現實的，如果中國實現北歐式的高福利，所希望的GDP是現在的兩倍以上。

　　中國的問題是，一些正常的現象在不正常的背景下被急劇放大，內部結構失衡嚴重，激化了矛盾。

　　如中國的高投資率屢屢受人詬病，但事實是，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初期都伴隨著較高的固定資產投資率。很難想像，沒有高投資率，沒有民眾的支持，中國可以在十年的時間內建立起橫跨東西、縱貫南北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網，而沒有上述硬件設施，中國能夠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與物流系統。

　　與工業騰飛時期的東亞經濟體相比，中國投資率多數時間在可以接受的范圍內。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之前，日本投資率年均達到33.9%，其中從1967年到1974年連續8年的投資率都保持在35%以上，此后逐步下降。韓國有9年時間投資率超過35%，泰國最高達到42.8%，馬來西亞達到43.6%。

　　中國問題主要不是高投資率，而是患上高投資率依賴癥，由于高投資率可以拉動GDP、拉動就業、可以形成小金庫，導致相關部門在經濟結構轉型、在提高投資效率上不思進取，結果是投資率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高投資伴隨著高債務、高通脹的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投資率始終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來又進一步上升至35%以上。截至2008年，29年里投資率的平均值為37.4%。自2003年以來，投資率已連續4年超過了40%，投資增速也達到了20%以上，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速。自1980年以來，世界平均投資率平均為22.7%，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政府一方面推進高鐵建設，另一方面狠抓腐敗，因為投資領域的腐敗業已成為中國投資領域低效的象征符號。

　　市場派人士希望政府盡快以市場的做法提高投資效率，但有關方面顯然對中國中小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表示擔憂，顯然對清末鐵路私有化之后極端低下的效率、泛濫成災的資金挪用難以釋懷，因此，政府選擇的道路頗具中國特色，有大企業主導投資，而政府審計部門緊盯著大企業。與此同時，以資本市場的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扶持創新型民企發展。這樣做的好處是，在短期內可以收獲中國速度，但必須容忍一定程度的腐敗與低效。

　　在民生欠帳上同樣如此。

　　在中國資本化如火如荼的時期，加之中國以外匯儲備發放基礎貨幣的方式，導致中國狹義與廣義貨幣發行量世界第一，一旦企業出現問題通脹就會浮出水面，而通脹引發關注必然伴隨著民生欠帳與財富分配不公的抱怨。

　　實事求是地說，這幾年親民政府彌補了不少民生欠帳，中國的農業稅被永久取消，農村的大病保險等逐漸建立，未來民生將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重要議題，因為政府需要通過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問題隨之而來。

　　以往欠帳過多，導致在彌補的過程中財政捉襟見肘，政府收稅用于民生，引發了實體企業的更多抱怨。中國需要的是稅費體制的大改革，降低實體企業的稅收，征收資本利得稅，但在房地產與證券市場的資本利得者們，通過擁有更多的發言權，他們甚至能夠左右部分民意。這在房產稅方面看得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在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不公平撕裂了各個階層。公務員的養老金數倍于企業，事業單位的職工不愿意用企業看齊，要求享受與公務員同等待遇，事業單位的養老金改革因此停滯不前。雖然政府致力于建立養老體系，但對于待遇不公的軟弱無力，激發了大多數企業職工的憤怒，通脹壓力上升因此成為導火索。

　　中國經濟之所以一直在緊縮與通脹之間徘徊，根源是經濟結構不合理。

　　目前，中國經濟傳遞出的信號是互相矛盾的。就在兩會召開的過程中發布的基本數據顯示，中國貿易順差在下降，大宗商品價格有下降趨勢，房地產成交量下降過半，而通脹壓力居高不下。前面的信號顯示中國的實體經濟與房地產萎縮，可能導致未來的緊縮，而最后的信號顯示在成本推動下，中國經濟長期將面臨通脹壓力。

　　1998年金融危機時，中國以房地產拉動內需收到奇效，作用明顯，但后遺癥同樣明顯：意義重大、迫在眉睫的中央與地方的財政責權利分割改革被延后，并且一延就是十幾年的時間，直到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成為既成事實，直到房地產泡沫儼然尾大不掉，房地產調控才提上議事日程。此后房地產歷經五六次調控，均在利益格局與外部沖擊下無疾而終。導致房地產泡沫與通脹壓力日益嚴重。此輪改革如果重蹈覆轍，將使中國失去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機會。

　　政府致力于十二五期間建立民生社會，經濟結構轉型，前提是，我們必須承認體制的不公平，同時必須將包括國企效率在內的準確數據公諸于眾，以便形成合力，推進十二五期間的關鍵改革。

　　注：此文發表，有人反對，說通脹并非不公造成。

　　通脹是貨幣、企業效率無法跟上成本造成，但通脹激起的憤怒與恐慌由貧富不公造成。

　　貧富差距小、稅收公平、貨幣紀律嚴格的經濟體，如德國，二戰后通脹幾乎沒有發生，更不要提通脹恐慌。

　　同樣是發達的經濟體，美國、中國香港地區，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財富獎勵了華爾街和囤地者，這么下去，不通脹才怪。美國有美元發鈔權，通脹轉嫁全球，隱蔽性較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