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新網電 六十年光陰足以湮滅太多的東西，但是仍有很多人，很多事，銘記在人們心里。據香港文匯報報道，廣州《南方人物周刊》選出中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香港人熟識的鞏俐、伏明霞、楊瀾、章子怡等均榜上有名。
這中國12位最美麗的女性是:林徽因、王丹鳳(老牌女星)、楊麗坤(扮演“阿詩瑪”聞名)、嚴鳳英(黃梅戲名伶)、張志新、章含之(名媛)、潘虹(影星)、 周曉蘭(女排運動員)、鞏俐(明星)、伏明霞(跳水皇后)、楊瀾(電視主持)、章子怡(明星)。
該刊說，世上的任何獎項，都敵不過人民的集體記憶。1949年以后的中國，我們能看到那些美麗的身影，活躍在各自的舞臺上。
名列榜首的林徽因，被《南方人物周刊》形容為“美與智慧的絕唱”，不但是中國人心中美的化身，也是美國人費正清心中的中國之美的代表。出色的詩人，了不起的建筑學家，妙語連珠的沙龍女主人，征服了眾多杰出男性的迷人的知識女性，這一切令林徽因的美具有了鉆石般堅實華彩的魔力。
王丹鳳、楊麗坤、嚴鳳英都是不同時期的明星，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80年代以來，中國人在銀幕上看到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勇敢女性的形象。鞏俐在銀幕上的形象充滿了力量，這力量源自抗爭的意志，與傳統倫理中東方女性的溫順與柔弱有天壤之別。
林徽因 (1904-1955年)
評語:美與智慧的絕唱
簡介:民國時代的才女，著名建筑師、詩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設計者之一。她的美貌和聰慧吸引了無數裙下之臣，包括詩人徐志摩、哲學家金岳霖，后來與梁啟超之子、建筑師梁思成結婚。
嚴鳳英 (1930-1968年)
評語:永遠的七仙女
簡介:黃梅戲名伶，從《天仙配》到《牛郎織女》，把黃梅戲從名不經傳的地方戲，變成全國普受大眾喜愛的劇種。
潘虹 (1954年生/現年55歲)
評語:演藝圈最后的貴族
簡介:著名演員，八十年代主導內地影壇，在《人到中年》、《井》、《最后的貴族》中飾演女主角，眼睛傳遞出高貴的憂郁，氣質卓然，美國《時代》雜志曾以她作封面人物。
鞏俐 (1965年生/現年44歲)
評語:向世界輸出美麗
簡介:著名演員，從《紅高粱》、《秋菊打官司》到《滿城盡帶黃金甲》，獲獎無數，曾站在中國影壇的巔峰，是西方人眼中最美的東方女人。
伏明霞 (1978年生/現年31歲)
評語:幸福的跳水女皇
簡介:跳水運動員，奧運史上最年輕的冠軍(14歲)，是體育明星進軍市場經濟的先驅，后與前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結婚，生兒育女。
新中國60年最美女性，跳水女皇伏明霞當選
王丹鳳 (1925年生/現年84歲)
評語:美麗不止60年
簡介:著名演員，主演影片《新漁光曲》、《家》、《?；辍?、《護士日記》，塑造了新中國第一代女護士形象——年輕、勤快、充滿朝氣、略帶嬌媚，晚年定居香港。
張志新 (1930-1975年)
評語:死神也不能奪去的勇氣和美麗
簡介:原來只是中共遼寧省委宣傳部干部，酷愛拉小提琴，文革中坐了六年監牢，臨刑前遭割斷喉管。文革后被追認為烈士。
楊麗坤 (1941-2000年)
評語:悲情《阿詩瑪》
簡介:云南彝族人，1959年參演《五朵金花》轟動一時，64年主演反映古代撒尼族愛情故事的影片《阿詩瑪》。她的美麗因“阿詩瑪”廣為人知。
周曉蘭 (1957年生/現年52歲)
評語:中國女排一枝花
簡介:著名女排運動員，奧運會冠軍，登上80年代紅極一時雜志《大眾電影》封面。
女排名將周曉蘭曾經登上過《大眾電影》，紅極一時
職業女性的典范楊瀾（1968年生）
原中央電視臺女主持，后赴美留學、工作，主持多檔談話節目，也是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形象大使，上市公司主席，職業女性的典范，永遠優雅。
擁有獨特東方美章子怡（1979年生）
著名演員，成功進軍好萊塢，曾主演《我的父親母親》、《臥虎藏龍》、《英雄》等電影。她以獨特東方美女面孔，被形容“清純似小溪，冷艷如大海”。
章含之
名流章士釗的養女，前外交部長喬冠華之妻，曾任毛澤東主席英文教師，名作家，曾在外交部任職。
新中國經濟第一戰：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圖)
1948年底，人們在上海街頭擠兌黃金。 （資料照片）
本報記者 侯健美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攻占上海。
此時，這座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大都市里亂象叢生——百業凋敝，經濟幾近崩潰，城鄉往來中斷，物價如脫韁野馬一般飛漲。連年的戰亂使百姓窮困潦倒，投機商反倒坐地生金。
物價能不能穩??？通貨膨脹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時的投機資本能不能根除？這是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共產黨人面臨的全新考驗，也直接關系到新政權能否穩固、能否長久。
黃浦江畔，打響了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的新中國經濟第一戰。
人民幣受阻
1949年6月，解放不過數日的大上海民心惶惶。
在人來人往的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比平日多了不少“游手好閑”的人。這些人穿著體面的長衫，有的手里握著一大把銀元，“嘩啦嘩啦”地拋玩著，也有的只捏兩塊“袁大頭”在手里，“叮叮咚咚”敲打個不停。上海話里管這些人叫“銀牛”，其實就是倒買倒賣的銀元販子。“銀牛”們忙不迭地招呼著生意:“大頭小頭要哇？”“大頭小頭要哇？”“大頭”是指鑄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價格高些；“小頭”則是指鑄著孫中山先生頭像的銀元，價格略低。
其時，新政權已經接管了這座著名的城市。與解放軍一起進城的還有40輛美國道奇卡車——車上滿載著由東北、華北、華東印鈔廠印制的4億元人民幣。但對大多數市民而言，共產黨、解放軍、人民幣是完全陌生的。人們對于新政權的將信將疑，再加上戰亂不休、物價連年飛漲所積淀的心理陰影，迅速紅火了街頭的銀元買賣。銀元的市價先是一日一變，后來就成了一日數變。人們只要一拿到錢，得馬上一溜兒小跑地找銀元販子換成銀元。去晚一會兒，就又是一個價兒了。
銀元挑頭，上海的物價也順帶著連番上漲。上海解放才剛13天，批發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大米價格上漲2.24倍，棉紗上漲1.49倍。物價飛漲的同時，南京路上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大小商店聞風掛出告示牌，講明只收銀元。
一時間，銀元、黃金、美鈔充斥市場。人民幣卻只能堆在人民銀行的庫房里——早晨起來一摞摞地被人提取走，晚上又差不多原封不動地一摞摞存回來，壓根兒進不了流通市場。
投機分子氣焰囂張四處散布: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但，這才是冰山一角，人民幣受阻的背后是一個更加棘手的“爛攤子”。
放眼1949年的華夏大地，農業總產值與戰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業總產值下降一半，通貨膨脹肆虐多年，從抗戰開始到1949年的12年間，物價上漲8400多億倍。老百姓的生活艱難竭蹶、無以卒歲。
嚴重的經濟問題困擾著剛剛進城的革命者。對于共產黨的經濟執政能力，大上海的資本家不看好，他們說:共產黨軍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經濟打0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也不看好，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說，共產黨能夠打天下，但是解決不了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舊中國通貨膨脹的景象。 （資料照片）
陳云出山
共產黨新政權迫切需要一位“紅色掌柜”，周恩來向毛澤東舉薦了陳云。
當時的老一輩革命家中，懂軍事懂文學的大有人在，但懂經濟的確實不多。陳云懂經濟。
陳云出生于江蘇青浦縣(今屬上海市)的一座小鎮。他自幼父母雙亡，靠舅舅撫養長大。舅舅家開了個小飯鋪，陳云自小便幫著家人料理鋪子里的生意。后來經人介紹，陳云在15歲左右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里當學徒。商務印書館是中國近代有名的企業，陳云在那里學到了不少商業知識，還學會了打一手好算盤。據說，上世紀80年代，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曾親眼目睹陳云打算盤，只見手指翻飛，但聞算珠脆響。驚嘆之余，趙專門賦詩一首:“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復對比；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老謀深算，國之所倚。”這當然是后話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云在上海開辦了一些商業機構，為黨中央的活動籌集經費。周恩來當時就注意到了這個地道工人階級出身、卻很有經營頭腦的年輕人。1944年，陳云開始主持陜甘寧邊區財經工作，他的革命生涯從此與財經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東北解放后，陳云出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東北的經濟在他的主持下迅速恢復。他的理財本事有目共睹，自然成了主政財經的不二人選。
從沈陽動身前，有人問他，進關以后怎么辦。陳云的回答保持了他慣有的謹慎、穩健、唯實的本色:安下地盤試一試，只能根據實際情況辦事。
1949年5月14日，陳云抵達北平，立刻著手籌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
今年88歲的楊波老人是原輕工業部的老部長，也是陳云的老部下。老人記得，陳云到北平后就在東交民巷的信托公司辦公。當時，楊波負責收集各解放區的物價、貿易、貨幣發行以及生產等經濟情況，內容5天向上一報。陳云一到，馬上通知他將材料整理好送到東交民巷。
那是楊波第一次見到陳云。老人留下的第一印象簡單而明快:陳云個子不高，非常平易近人。
經濟第一役
銀元之役
上海的銀元風波是陳云走馬上任后的第一道難題。
6月7日晚，陳云收到了中央轉來的上海急電。華東財委在電報中請示中央: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事關我黨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陳云拿個主意。
華東財委的這個決定有充分的理由。上海證券交易所本是銀元投機的大本營，那里擁有數百部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機，再加上數千名打探行情的“銀牛”往來出入，交易所實際上操控著全上海大小黑市。
陳云隨即復電華東財委，同意查封。當時中財委尚未成立，原有的中財部又即將撤銷，所以回電下方只署了兩個字:中財。
6月10日上午10點整，10輛軍車浩浩蕩蕩抵達交易所所在的漢口路，運來了一個營的兵力，很快對交易所周邊實施了軍事封鎖。200名身著便裝的公安干警更是一早就混進了交易所，里應外合，扣押名單上的238名投機商人一個也沒溜掉。
據當時的文獻記載，當干警們沖進6樓445房間的時候，屋里的人們還在跟香港、澳門市場呼號聯絡。投機籌碼都有暗號，美元叫“糖”，黃金叫“人參”。交易所4樓的265號房門外，掛著“壽昌金號”的金字招牌，和正當商號別無二致。但屋里光電話機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里。墻壁上掛著一張大大的紅紙表格，紅紙的最上端寫著4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儼然就是一座金融戰場上的投機指揮部。
查封行動一共抄沒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枚、人民幣1000多萬元。消息傳開，市場上銀元價格暴跌。
一舉端了投機“老巢”之后，華東財委又按照陳云的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命令鐵路交通一律只收人民幣，稅收也一律征收人民幣等等。幾番拳腳下來，人民幣終于在上海灘站住了腳跟。
然而，這場不見硝煙卻異常激烈的財經戰役才開了個小頭。交易所被封了，“銀牛”們不見了，但龐大的投機資本并沒有消亡，而是蠢蠢欲動暗待時機。
投機，更深的危機
周恩來曾講過一句話:“中國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斷的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差不多變成了投機商人的大賭場。”
這話說得一點沒錯。戰爭摧毀了國家的經濟，害苦了正當的民族工商業，卻使投機資本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民間流傳著一句口頭禪:“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機”。實力雄厚的投機大軍在天津、上海、武漢、廣州等幾大重要城市不斷掀起投機風潮。官僚資本倚仗特權從中漁利，社會閑散資金追逐暴利助紂為虐。即便是少數勉力從事工商業經營的民族資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的損失，也不得不卷入其中，擁著泡沫跳舞。
解放前夕，北平、天津兩地的銀行和錢莊中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從事投機活動。早在1949年4月上海還未解放的時候，平津兩地投機商就趁著河北受災糧食減收、天津紡織工業尚未恢復的時機掀起一次物價波動。政府不得不緊急調運大批糧食入關，又從濟南調運小麥運往天津。國營貿易公司在平津兩地迅速建起40個糧食、紗布營業處，向市場直接供貨，方才將風波平息下去。
據說，蝕了本的投機商人冷冷地說了一句:哼，等著吧。
等什么呢？有人問。
等上海打下了，有共產黨好瞧的！
這段對話并非沒有依據。當時，上海有200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大多都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的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銀元販子，全市從事金融性投機活動的人多達二三十萬。工商業更是投機成風，1949年前后，上海的棉紗字號從1937年的60家發展到560家，棉布字號從210家發展到2231家，糖行從82家增加到644家，卷煙廠從23家發展到113家，新增廠店大部分不從事實際生產和正常買賣，而是囤積商品或者買空賣空。老百姓中以“踢皮球”為生的，也大有人在。
平津投機商一語成讖，上海解放后，投機的“暴風眼”果然從平津轉移到了上海。
1949年7月，華東、華北地區先后暴雨成災，消息傳來，上海糧價應聲而漲。六月的銀元風波過后，投機資本正苦于尋不著出路，這下子紛紛轉戰大米和紗布。黑市放款中的八成都被用于這一輪的糧布投機。
坐鎮東南
雖然不見刀光劍影，但投機勢力來勢洶洶。如果被它得逞，動搖的將不僅是百姓的生活，更是新政權的根基。上海的物價暴漲很快造成了全國市場波動，天津、武漢等大城市首當其沖。7月3日，身處武漢的中共華中局書記鄧子恢急電中央，希望在上海召開財經會議，謀求對策。中央采納了華中局的建議，決定8月初由陳云在上海主持財經會議，電召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5大區的財經部門領導干部參會。
中財委的組建工作也在加緊進行。7月12日，中財委在北京朝內大街九爺府正式成立，主任陳云，薄一波、馬寅初任副主任。
前文提到的楊波，當時被分配到貿易處工作。
情勢急迫，中財委成立大會一開完，陳云就動身趕往上海。
上海之行的行政隨員名叫劉為。老人生前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到，他一接到通知，趕緊跑到北京飯店東樓的鐵道部聯系火車，又從銀行取了一皮箱新的人民幣準備上海會議使用。
出發的具體日子老人記不大清了，只記得那時鐵路損毀嚴重，京滬之間也沒有直通車，載著陳云等人的兩節車廂，多次更換車頭，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記不清走了幾天才到了上海郊區。
那個時候，東海一帶的島嶼還控制在國民黨軍隊手中。上海、南京及長江口沿岸，經常有國民黨的飛機前來轟炸和騷擾。車行至上海郊區的昆山車站附近，劉為突然聽到一聲巨響，車頭的蒸汽直往外冒，火車立馬來了個急剎車。車里的人馬上意識到，遇上空襲了，大家趕緊擁著陳云等人下了車。陳云很鎮定，就倚車廂坐著，沒有跑遠。
事后察看才知道，國民黨飛機上的機槍射中了火車頭的蒸汽鍋爐——幸虧敵機并不知道車上坐的是什么人。
到達上海后，陳云等人住進了蘇州河畔的百老匯大廈(即現在的上海大廈)。當時的百老匯大廈和附近的高層建筑屋頂上都架著高射機槍，這一點給劉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
機槍是專門用來對付國民黨飛機的，這些飛機幾乎天天到上海市區上空尋釁滋事。地面上也不太平，上海灘潛伏著大量國民黨特務，他們躲在暗處打黑槍、搞破壞，困獸猶斗。
人禍更兼天災。陳云剛到上海，就趕上了30年未遇的臺風。黃浦江水倒灌，市區受淹。人們要手挽著手才敢過馬路，南京路鬧市區水深及腰，足以行舟，就連市府大廈里的積水都沒了膝蓋。
困難各種各樣，但聚首上海的各區財經干部們卻沒放在眼里。
7月27日，上海財經會議如期舉行。
1949年的報紙上刊登著政府逮捕“糧老虎”的消息。
“兩白一黑”問題
上海物價是會議的重頭戲，陳云把它歸結為“兩白一黑”的供應問題。“兩白”，一個是大米，一個是棉花，“一黑”就是煤炭。
陳云在財經會議上給大家算了筆賬:1949年5月底，上海一共有550萬人，扣除原本的農村人口和陸續還鄉的人口，實際只有400萬人。以每人每月平均供應22斤米計算，每天有300萬斤糧食就夠用了。
而300萬斤糧食是可以保證供應的。上海每天由政府配售大米100萬斤，自由上市的大米約80萬斤。當時上海的面粉比大米便宜，吃面的人比過去增加了一倍，市場上每天出售的面粉大概可抵80萬斤大米。三者相加，就是260萬斤，離實際所需只差幾十萬斤。通過幾天實地走訪，陳云發現，大部分市民家里都存有一部分“應急米”，以備不時之需，恰恰可以彌補暫時供應不足的幾十萬斤。
棉花的供應也與之類似。在接下來的8月至11月，每周按開工4天計算，上海加上青島生產需棉79萬擔。各地現有存棉48萬擔，加上向華東、華北、西北購棉31萬擔，可以夠用。
陳云這么一算，細致具體又切實可行，大家心里都踏實了不少。
事實上，為上海市調運、配售糧食的事，在財經會議召開之前就開始了。
楊波老人記得，當時的鐵路公路恢復較慢，汽車也少，運輸主要走水路。調運糧食的命令便“順江而下”，江蘇、浙江等地都往上海運糧，浩浩蕩蕩的送糧船在長江里往來航行。
那個時候，全國解放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不一，有的地方富裕一些，有的地方困難一些。從富裕地區調運糧食棉花和煤炭比較容易，從困難地區調撥物資自然麻煩一些。
但是陳云明確提出，全國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國。因為上海物價如果出現波動，必然影響全國；上海又是全國的工業制造中心，只要上海不停工，生產出來的紡織品和其它工業產品就可以支援全國和作戰前線。所以，困難大的時候，陳云就親自下達命令，布置運輸。地方上一見是陳云的命令，就明白事關重大，二話不說堅決執行。
事后統計，7月份中財委通過從各地調撥在上海拋售的棉紗、棉布、大米和面粉分別達到了市場成交總量的37.3%、76.8%、36.3%和34.1%，極大程度上拖住了物價上漲的幅度。
到7月底8月初，江蘇常州以西、安徽蕪湖以及皖北的早稻開始收獲，價格比上海要低，這一次的物價波動才算平息下來。
惡性通脹一觸即發
除了解決上海問題，上海財經會議還另有重要任務——統一安排后4個月全國的財經工作。討論過程中，不少人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議題:票子能不能少發點？
當時，最棘手的經濟問題就是通貨膨脹。通脹原因一方面在于投機推動，但鈔票發行量過大才是根本。削減支出、減少貨幣發行量，對抑制通脹來說，無疑是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這個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貨幣能少發么？
新中國就快成立了，中央財政卻還是積貧積弱——城市工商業尚待恢復整頓，財政收入主要靠征公糧。老解放區公糧負擔已經很重，新解放區又剛剛開征，數量有限。
政府收入少，支出則與日俱增——進軍華南、西南的大戰役即將全面展開，軍費開支不可小覷；解放區軍政人員再加上新接收的國民黨政府工作人員，全國“吃官飯”的達到650萬人以上；再加上趕修鐵路、賑濟水災等支出，全國1949年下半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到5800億元。
除了財政赤字，為保證生產、穩定市場，國營貿易機構還必須收購必要數量的糧食、新棉、生絲、桐油、茶葉、煙葉、生油、豬鬃等等。上海財經會議上匯總各區情況，計算出收購共需4700億元，其中現鈔收購3400億元，這部分現鈔也只能依靠銀行發行人民幣。
8月8日，陳云在大會上做了報告。他認為，票子不可能少發，通貨膨脹還會持續，但通脹率可以控制。
按照陳云等人的計算，8月、9月、10月每個月需要發行人民幣1633億元，以7月底鈔票發行總量2800億元為基數，每月發行指數將增加58%，物價指數也應該上漲58%。到了冬季，考慮到解放區擴大，農產品上市，工業生產逐漸恢復等因素，物價上漲率有可能降低。綜合種種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眾人估計，下半年每月物價上漲率應該保持在50%上下。這是一個盡管比較樂觀、但也比較實事求是的估計。
只不過，事態的發展超乎預計。
從1949年8月份開始，華南、西北戰事進展神速，軍費開支進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幣累計發行1.1萬億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萬億元，比7月底增加了6倍多——數倍于原先的增長預計。與此同時，物資供應明顯不足，西北、西南、華南等新解放地區或是工業稀少、或是生產停頓，需要大批物資支援，華北主要糧食產區又因水災而減產減量。
新一輪危機的起點依然是上海。
依靠全國的大力支援，上海在7月底8月初成功地穩住了物價。但另一方面也成了全國物價的洼地，埋下了危機的種子。因為上海物價偏低，貨源又相對充足，各地商販都跑到上海來進貨。
貨幣量大，貨物量少，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一觸即發。
“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后退”
大概誰也沒想到，人民軍隊的所向披靡竟然也影響到了上海物價。
蘭州、西寧、銀川、廣州、貴陽……解放軍打到哪里，人民幣就跟到哪里。按理說，解放地區越大，貨幣吸收量應該更多；問題在于，華南、西北等地物資緊俏，當地商人便揣著人民幣跑到上海來進貨，有些部隊甚至直接派人到上海添置所需。這就出現了“軍隊向前進，人民幣向后退”的怪現象。結果，本就過量發行的人民幣又進一步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漢等幾個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949年10月中旬，華南商人北上套購紗布，使得紗布價格猛漲，引發新一輪漲風。糧食、棉紗、五金、化工等產品價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飆突進。忍受了十多年惡性通貨膨脹的老百姓頓時慌了手腳，舉國驚恐。中央人民政府開會的時候，甚至有委員憂心忡忡地指出:物價再這么漲下去，人民幣就會變得跟國民黨的金圓券一樣了。
對于這些情況，中財委方面其實早有預料。
楊波老人記得，上海財經會議之后，陳云就規定貿易處每天都要制作2張統計表。一張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漢、西安(后來又增加了廣州)等幾個大城市的物價變動表；另一張是國家掌握的物資庫存情況表。每天下午，負責收集數據的同志就忙活起來，各種絕密數據通過電報、電話從四面八方源源不斷地匯聚到中財委。有關物價的數據來得最晚，夜里11點多鐘才能陸續傳來。深更半夜，貿易處總會傳來清脆的算盤聲，噼里啪啦不絕于耳。楊波說，他們必須趕在12點之前把所有數據算好，送到陳云辦公室。陳云第二天上班的頭一件事就是研究這些數據表。
陳云早就預感到一場大的經濟風暴將要來臨。
10月3日，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估計物價仍將繼續上漲，且有發生“劇烈跳躍之可能”。
陳云還發現，上海是由于紗布短缺繼而引起投機。但北方情況有所不同，10月27日，京綏鐵路(北京至綏遠)因察北發生鼠疫暫時封閉，運糧通道堵塞，北方的投機勢力開始對糧食虎視眈眈。
若兩方都成了氣候，中財委將不得不兩線作戰腹背受敵。為了避免這種情況，中財委決定先穩住北方地區。
“空城計”
北方作戰的關鍵還是調糧，陳云急電東北地區，要求緊急調撥糧食支援華北市場。他特意指派中財委副秘書長曹菊如趕往沈陽，坐鎮指揮，確保每天發運一趟列車的糧食到北京。
與此同時，北京市開始大張旗鼓地在天壇的空場上曬秋糧，同時又組織人拿席子圍糧垛，預備將來存儲糧。昔日祭天的皇家圣地里一片勞作景象，場面熱火朝天。到天壇的游人可不在少數，消息很快就散布出去。人們紛紛傳言:政府手里的糧食多著吶！都是從東北運來的。
投機商販趕緊跑來打探實情，不看不要緊，一看更發慌——所圍的糧垛數量居然每天都在增加，工人們還加班加點、一片忙碌。有沉不住氣的投機商偷偷開始放糧了。他們哪里知道，這其實是中財委特意安排的一出“空城計”！
與此同時，北京各界對于嚴懲投機商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有個人人喊打的投機糧商叫王振廷，他藏匿拒售，囤積居奇，曾被舊政權逮捕收押。北平解放后，軍管會本著寬大為懷的宗旨釋放了他。誰知他貪婪成性，陽奉陰違。這次察北鼠疫、京綏線停車，王振廷一看機會又到，開始趁火打劫、一日漲價三次，拼命制造“糧荒”空氣。這一回，新政府可沒再放過他。北京軍管會順應民意迅速行動，將王振廷為首的16名不法糧商繩之以法。
軟硬兼施果然奏效，京津地區本已抬頭的物價在11月上旬開始回跌。
這廂騰出手來，中財委便可以集中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此前，上海已是十萬火急。
華東財委按照以往的對抗經驗，指令國營公司全力拋售。從10月10日開始，每天拋出二三十億元的紗布和糧食，但物價飆漲依舊。11月7日，糧油公司總共拋售大米5.8萬余石(1石約為100斤)，相當于平時市場成交總量的兩倍以上，但大米價格仍然上漲。平價拋售進一步造成上海物資價格低于其它城市，全國的游動資本吹響了進軍上海的集結號。10月、11月間匯入上海的錢款比匯出的數量多出202億元。就算上海的物資再多，也難抵各地游資的圍攻，物價再也壓不住了。
等待時機
11月8日，中財委接到了上海方面的急電。
華東財委在電報中提出:“此次上海物價波動，我們不斷拋出物資托住物價，中間曾有三度短期(兩三天)的回平，但全國各地對平穩物價步調未能統一，此起彼伏，互相影響，給投機者以機會，增加了平穩物價的困難。”
華東財委的意見與中財委的分析是一致的。這一次，政府面對的是全國的投機勢力，單從上海一地來看，拋售數量確實不小，但從全國來看，卻不足以平抑漲風。在投機資本充裕的時候，低價拋售，反而讓投機商人大占便宜。
怎么辦？
以行政手段“凍結物價”是一條路，但會在抑制投機的同時，也抑制了正常的市場調節，反而會損害政府的調控能力。
更可行的辦法依然是依靠拋售物資來使市場平穩。
此時，新中國已經成立一月有余，國家公糧收入中，除了供給制人員的口糧外，還可以拿出一部分來供應市場，加上供銷合作組織收購的糧食，可用作商品調用的糧食已經不下50億斤；國營中紡公司所掌握的棉紗將近全國產量的一半，棉布則超過一半。這些物資實際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統一支配和調運。
但陳云遲遲沒有動手。
這可急壞了一些中財委委員。當時中財委有委員50位，很多都是懂經濟和城市管理的黨外民主人士。陳云對他們一向敬重有加，虛心求教。曾有天晚上10點多鐘了，陳云還
拖住在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打拼多年的章乃器先生，讓章先生給講講外匯問題。章先生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貢獻了許多好點子。
章乃器后來向自己的兒子回憶說，物價斗爭時，他心急火燎，曾幾次找到陳云，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加壓力，穩住物價。
但這一回，陳云沒有采納章乃器的建議。
時機還沒到。陳云曾將中財委所能調運的物資和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做了比較，結果發現手中的物資全加起來也不足以抵消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我們手里的物資少，投機商可以調用的資本多，如果貿然拋售物資，只能被對手吸走，根本起不了作用。
資本的本性是貪婪。這一回，陳云就要利用資本的貪婪來布一個“局”。
12道密令
11月12日晚，陳云草擬了一份電報，并連夜上報中央。
周恩來看后，當即在電文上做了一個突破常規的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后送閱。”
毛澤東當時正在準備前往莫斯科的國事訪問，確實還沒睡。電文送至案頭，主席看后當即批示“即刻發”，“發后再送劉、朱”。
11月13日，這封爭分奪秒制定出的電報秘密發往全國各地的財政金融部門。
電報上，有12道密令。
這12道密令指示貿易、財稅、金融三方部門全面動員。主要內容包括:
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要求東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運糧1000萬至1200萬斤入關；派員前往上海、漢口，適當調整兩地紗布存量，以便行動；還令西北財委派員將隴海路沿線積存的紗布，盡速運抵西安；同時收緊銀根，下令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暫停貸款，開征稅收，遲發地方經費……
電報發出之后，中財委迅即派出大批工作人員奔赴各地，幫忙調運糧食。
位于北京的貿易部里架起了長途電話線，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中財委秘書長薛暮橋親自坐鎮統一指揮。幾大重要城市每晚電話匯報:市場糧食賣出多少，買進多少，當日價格多少，投機商人吃進多少，吐出多少。中財委每天商討決定糧棉的次日開牌價，以及需要拋賣多少，買入多少。
戰役總指揮陳云更是夙興夜寐、日夜操勞。陳云后來回憶說:“解放時，我45歲。那時，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開會，晚上同周總理談，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滿滿的。”陸愷悌是陳云一位老友之子，當時在北京上學，每逢假日就住在陳云家里，他常常在深夜聽到陳云屋里傳來撥打算盤的聲音。
就在這噼里啪啦的算珠聲中，一場殲滅戰的埋伏圈在千里之外飛快地形成。
欲擒故縱
時值秋后，各地公糧陸續征收上來，這為中財委調運物資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短短數日，中財委便從東北調集糧食6000萬斤，京津地區準備布匹35萬匹(1匹約為33米)、棉紗5000件(1件約為360斤)，上海準備了棉布11萬匹、棉紗28000件，武漢準備了棉布30萬匹、棉紗8000件，西安準備棉布40萬匹。大量物資集結完畢，比原來預定的11月25日至30日提前了五六天。
11月20日，戰事進入第二階段。當日，中財委發出指示，要求上海、北京、天津、漢口等地的國營貿易公司準備出足夠數量的糧食、紗布等重要物資，開始出售。
投機商人們正為連續幾天國營貿易公司的“惜售”而憋悶不已，一看又有物資放出，也不管價錢，一窩蜂地撲上來吃進。這些人也許沒有注意到，各地國營公司在放出物資的同時，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價。
政府的買賣居然也跟著放漲物價！誰也沒明白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
投機商們只是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他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緊俏商品一天就能漲好幾輪。所以，管它價格高低，只要東西到手，一倒手當天就能掙到錢。不但可以應付拆借利息，更可以獲得暴利。他們只顧瘋狂吃進，兜里的鈔票卻在不知不覺中被嘩嘩吸走。銀行抽緊了銀根，這些人就向高
利貸借款。市場日拆(按日計息)暗息在11月初還只有14%。，后來又升至51%。，最后居然到了100%。。
到了11月24日，國營公司出售的物資價格已與黑市價格相當。這個當口，總體物價水平與7月底相比已經上漲了大約2.2倍。在此價格水平上，中財委所掌握的物資已與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相當——這意味著雙方實力已然對等，可以放手一搏。陳云當機立斷，決定收網。
他之所以遲遲沒有動手、又放任甚至助推物價上漲，等的就是這個時間點！
決戰
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漢、沈陽、西安等大城市的國營貿易公司同時開始大量拋售紗布。一邊拋售，一邊不斷調低牌價。
開始的時候投機商還頻頻接招，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的物資向滾雪球一樣拋售出來，而且越拋越快，他們手里的資金很快就不夠用了。
這個節骨眼兒上，中財委幾路進兵。首先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與公安部門經過充分準備，對地下錢莊進行了突擊清查，查獲地下錢莊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黃金、銀元和美鈔。這一招截斷了投機資本的資金來源。接著，中財委又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銀行，不向私營銀行和資本家企業貸款；規定私營工廠不許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加緊征稅，遲交一天，就得罰款稅金的3%。
投機資本陣腳大亂，他們趕緊拋售手中那些高價吃進的紗布。但他們“割肉”越多，虧得越多，市場行情跌得也就越快，再加上國營公司的降價推動，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一天之內就掉了一半下來。
直到這時，投機商們才看清共產黨“以退為進”的手段！
政府連續拋售10天以后，糧棉等商品價格總計猛跌了三四成。許多投機資本被高利貸、工人工資和稅款三道“枷鎖”壓得喘不過氣來，有人跳樓自殺，有人逃往香港，參與投機的私營錢莊也因大筆貸款收不回來而虧損破產。上海的私營糧食批發商一下子倒閉幾十家，棉布行投機商虧蝕了253億元。
年輕的共和國在經濟領域打了一場漂亮的殲滅戰。
上海工商界人士從此對共產黨的經濟執政能力刮目相看。一位著名的工商界人士說:6月的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給了上海工商界一個教訓。還有人豎起大拇指說，那個商務印書館的小個子(指陳云)確實不簡單。
馴服“通脹”
沒過多久，中財委又用同樣的手法給了投機商最后一擊。
上海糧食市場上，歷來就有春節后“紅盤”(指正月初五開市)看漲的老規律。投機商看準這一點，四處囤積糧食，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然后，他們燒香拜佛，就等著年初五財神爺上門。
這一次，中財委做好了萬全準備。上海周邊已然形成了三道糧食防線:第一道，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第二道，江蘇、浙江、安徽一線；第三道，東北、華中、四川一線。三道防線合在一起，可以周轉的糧食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
此外，11月的物價風波過后，陳云再次建議發行公債，控制流通貨幣量。這一次，中央終于下了決心。1950年1月，中央政府開始發行2萬份公債，每份約值人民幣12000元。公債發行，銀根收緊，拖住了大批游資。
1950年2月21日(農歷正月初五)，糧食市場上“紅盤”開出。投機商們傻了眼，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投機勢力遭到徹頭徹尾的失敗。
持續十幾年、如脫韁野馬的通貨膨脹終于被馴服了。楊波老人記得，硝煙過后，陳云不無幽默地用他和另兩位同志的名字總結了這場戰役。陳云說，物價風波是揚(楊)波、又(薄)一波、最后是無(吳)波(時任財政部辦公廳主任)。三個人名字中都帶個“波”字，并且都與陳云并肩奮戰在新中國的財經戰線上。
“紅盤”之戰以后，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全國基本上轉入和平狀態。新解放區的財政收入逐步增加，全國城市、農村能夠提供更多財源。再加上1950年3月中央政府及時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財政經濟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于穩定。
多年以后，薄一波曾回憶說，毛澤東對這場經濟仗給予過高度評價。主席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打那以后，共產黨政權在大城市里站穩腳跟，共和國的財政經濟也走上了正軌。（記者 侯健美）
(參考文獻:《新中國成立前后穩定物價的斗爭》作者:薛暮橋 吳凱泰 《統一財經為新中國奠基立業》主編:李?！都t色掌柜陳云》作者:熊亮華《新中國第一年的中財委研究》作者:遲愛萍。本文采寫過程中，曾得到楊波、許毅、李海、熊亮華、陳勤華、姚明等人的大力幫助，在此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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