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業內人士介紹,運豬、賣豬,一般得交給豬販子。因為大型屠宰企業有其規定與流程,在交易中也更有話語權,養殖場必須按這些規定來。比如,賣豬后一般先不給錢,得等豬的等級認定完畢,才能去找財務結算。這一套過程走下來,養殖場還不如把豬交給豬販子拿現錢。在沒開展“瘦肉精”專項檢查之前,對生豬的檢查主要是感官檢測和開證明,這些也多由豬販子代辦。在一些散戶較多的地區,還分布有“豬腿子”向豬販子通報散戶的生豬狀態。各類養殖戶都將豬賣給豬販子,由豬販子負責運送,每斤加價0.1~0.2元。
到豬販子手里的豬,養殖戶就“管不著”了。想賣好豬的養殖戶,必須考慮到從現有的運輸模式中剝離出來,從配置高效合理的收豬路線,到車的改裝、消毒等,這都意味著要新增人力、物力。
接著,好豬將運到什么樣的屠宰場去宰殺?東北地區幾位養殖大戶告訴記者,他們曾經和雨潤、雙匯、千喜鶴這樣的連鎖屠宰品牌談過,希望把自己生產的豬肉掛在大品牌下,打造獨立的子品牌,但至今沒有成功。
一方面,如何確保健康豬肉在屠宰環節沒有被混淆,另一方面,個體養殖戶和大企業如何平衡定價權、話語權,都是雙方合作必需考慮的問題。
目前,“心連心”合作社考慮在小型屠宰場宰殺,好處是,每頭豬只要交給屠宰場幾十元的屠宰費用,豬的去向可控。但他們的缺點是技術水平較低。
不過這個環節也會拉升成本。在大型屠宰場,豬的“下貨”,如心、肝、板油等都可以統一處理,賣價較高,但在小屠宰場,由于屠宰數量有限,零散“下貨”只能低價賣給等在旁邊的小販。相比之下,一副“下貨”可差價幾十元,這些成本都將攤在豬肉上。此外,由于沒有熱鏈加工體系,一些邊角余料只能低價處理,這也使肉價成本升高。
記者就此詢問一位雙匯的零售商。他透露,在很多大型屠宰場,把豬”下貨“熱鏈加工,處理成腸類產品,“變成最賺錢的業務”。而大型屠宰廠出來的、質量好的白條豬肉,要想占領市場,就得低價賣。
因此,對于想把好豬賣出去的農民來說,應該建立一套獨立于相對壟斷的大屠宰場之外品牌運作體系。
“我們提供的可追溯肉,是奔著關心食品安全的普通老百姓去的。”郭勐表示,合作社在經過種種成本測算之后發現,就算所有環節都能理順,建立起一套最經濟的可追溯豬肉體系,折算出的豬肉價格至少要比市面每斤貴兩元。
這兩元能否得到老百姓認可,決定著這個“可追溯體系”的生死。
誰能從源頭抓食品安全
中國農業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主任盧鳳君告訴本報記者,從養殖戶到屠宰場,再到消費者購買的環節中,我國的養豬行業存在多處“脫節”。
在盧鳳君看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很多大的豬肉生產企業都沒有養殖基地,甚至很多企業共用一個基地,用來應付檢查。沒有養殖基地支撐,豬肉源就會出現種種問題。
那些擁有好豬的規模化養殖戶為何不能與屠宰龍頭企業順利對接?郭勐解釋說,單個的養殖場很難、也沒必要配齊物流體系。而要屠宰生產企業延伸到養殖環節則更為困難。盧鳳君解釋說,優質養殖場是稀缺資源,很難有企業在全國擁有很多養殖基地。
在這一難以接駁的體系中,該如何控制食品安全?
“瘦肉精”事件后,雙匯提出生豬頭頭檢驗、原輔料批批檢查的制度,希望從源頭控制食品安全。但專家認為還是存在漏洞:豬肉是生鮮產品,不可能都采取最準確的檢測,較為普遍的試紙檢測法,也只能定向檢測少數幾種“瘦肉精”。一旦非法添加其他種類“瘦肉精”,很難查出。一旦添加其他物質,便無從檢測。
怎么從源頭上堵住形形色色的非法添加?行業協會有控制養殖戶的“土招數”。郭勐表示,合作社可以為會員提供飼料、技術改良等服務,也可以拓展品牌的影響力,吸引養殖戶。“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讓農民在合法的條件下掙更多的錢。”
同時,加入合作社的會員必然受到約束,采取可追溯體系后,一旦豬肉“出事”,不僅要高額賠償,更要負法律責任。“誰該坐牢就去坐牢,合作社負責人要是沒監管好,也陪著一起坐牢!”郭勐表示,因為合作社要承擔監管責任,平時就會采取“不定向、不定期”的檢查,讓養殖戶知道,別藏著心眼兒。
這樣的監管對養殖戶來說,無異于“頭上懸著一把刀”。合作社里的46家養殖戶都是當地人,一旦哪家違法添加,意味著想破壞另外45家的牌子,在行業內就沒法混了。郭勐說,“在鄉土社會,如果得罪了養豬同行,是重大損失。”
然而,這一套“由農戶想賣好豬肉”出發的體系,至今還沒有把豬肉賣出去。“心連心”合作社發現,這套設想,需要很多人來實現,從日常維護到組織,至少需要十多個人。這些錢從哪兒出?如果向會員收會費,很難持久運轉。
“國家應該扶持規模型養殖戶,應該健全行業協會。”盧鳳君表示,行業協會能起到行業自律的功能,對具有很強公益性的協會,國家應研究如何扶持。協會健全之后,不僅有利于行業發展,也能擴大養殖戶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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