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伊士運河是在埃及沙漠中開鑿的一條長100英里的狹長水道，它把紅海和地中海聯接在一起。這條運河是19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的建造者法國人費迪南`德萊賽普斯享有“偉大工程師”的美譽。1956年發生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是一起復雜的國際事件，也是冷戰時期比較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國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的作用微妙，起到了平衡作用，雖然沒能阻止戰爭的爆發。
蘇伊士運河于1859年破土動工。10年之后，這條運河展現在人們眼前。當英國人看到這條運河可以大大縮短通往印度的旅程時，立即為沒有直接投資于這條威爾士親王所稱的“我們的印度通道”而追悔莫及。幸好，1875年，埃及的克迪夫君主無力償還債務，出售了埃及持有的44％的運河股權。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手疾眼快，在羅思柴爾德家族的英國分支的及時資助下，巧妙地購買了這部分股權。于是，蘇伊士運河公司就變成一家英法合資公司了。
對于旅行家和商人而言，運河把通往印度的旅程縮短了一半。然而，運河最突出的意義是它的戰略價值。它把英國與遠東連接在一起，成為大英帝國的主要航道和生命線。保衛“通往印度的交通線”遂成為英國安全戰略的基本出發點。
然而，1948年，運河突然之間喪失了傳統的意義。印度在這一年獲得了獨立，保衛印度已不再成為控制運河的理由。不過恰恰就在這時，運河具備了新的用途，它從帝國的通道變成了石油通道。產量與日俱增的波斯灣原油大部分經過蘇伊士運河水道源源運往歐洲。蘇伊士運河將翻過好望角至南安普敦的1.1 000英里航程縮短到6 500英里。到1955年為止，石油已占運河運輸總量的2/3，歐洲2/3的石油供應都要經過運河。運河北側還分布著穿越阿拉伯半島的輸油管和伊執克石油公司輸油管。因此，在戰后國際石油格局中，蘇伊士運河成為一條至關重要的紐帶。對于日益嚴重依賴于中東石油的西方大國來說，這條水道具有獨特的重要意義。
民族主義者：時勢造英雄
英國對埃及和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延續了3/4個世紀之久。首先借助于赤裸裸的入侵和軍事占領，然后是對幾代傀儡政權的政治和經濟支配。但是，埃及的民族主義潮流長期以來奔騰不息，在戰后的最初幾年里變得更加強勁。1952年，一個軍官集團成功地發動了一場政變，并且把沉緬于奢侈生活的法魯克國王流放到萊維埃拉。1954年，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變的名義領袖納吉布將軍，成為無可爭議的埃及領導者。
納賽爾是一個郵局職員的兒子，天生工于心計。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開始，他已有10年反英活動的生涯。他在擔任國家元首以后，曾經告訴來訪者和助手，他仍然感到他是一位陰謀家。他還具有在阿拉伯世界捕捉和引導民族主義新思潮的能力。作為穆罕默德`摩薩臺的高才生，他對于施展辯才和利用電臺煽動和動員群眾的手法早已融匯貫通。他可以鼓動數萬乃至數十萬示威者滿懷狂熱激情涌上街頭。他為新興的第三世界各國樹立了由軍官轉變成熱忱的民族主義領袖的楷模。
納賽爾不愧是獻身于埃及復興與獨立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還想把影響擴展到埃及邊界以外，從阿拉伯語世界的一端擴展到另一端。他利用名為“阿拉伯人之聲”的功率強大的電臺向全中東地區播音，通過空中電波，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呼吁人們反對西方，并且對該地區其他一些阿拉伯政權發出威脅。他的計劃包括創建納賽爾領導下的阿拉伯新世界，并且糾正他所謂的有史以來“最大的國際罪行”——創建以色列。
在蘇伊士運河上，頭頂炎炎烈日指揮過往船只的大多數人是穿著整治的齊膝短襪、短褲、潔凈的白色襯衣和頭戴船長帽的法國和英國導航員。在納賽爾的新埃及的中心地帶，蘇伊士運河的面貌顯然令人尷尬，它仍然是一副19世紀殖民地的舊模樣。不過，人們所關注的還不僅僅是運河的面貌。誠如摩薩臺實行國有化以前的伊朗石油租讓地一樣，運河公司的大部分過境費收入都流進了歐洲股東們的腰包，其中包括英國政府這個最大的股東。如果埃及完全控制了運河，那么，過境費就會成為這個一貧如洗的國家的新財源。
無論如何，租讓地的末日已經屈指可數了。按條約規定，租讓期將在1968年滿期英國的努力已經開始退卻。按照1936年英國埃及條約的條款，英國依然在運河區保留著一個軍事基地和一個大型補給中心。但是，埃及人對于英國的撤離已經失去了耐心。他們開展了一場襲擾運動，其中包括搞恐怖活動、襲擊、暗殺和綁架。英國之所以保留這個基地，本來是為了保衛中東，可是當這個基地受到來自于它所要保衛的核心地區的攻擊的時候，保留這個基地還有什么意義呢？1954年，外交在大安東尼`艾登主持了一次談判。根據談判達成的協議，駐扎在運河區的最后一批英國部隊將于20個月之內撤離。
人們希望英國政府能夠與埃及政府保持合理的關系。但是，當納賽爾試圖把蘇丹并入“大埃及”的時候，這種希望終于破滅了。美國對納賽爾抱以比較容忍的態度。美國政府和許多國會議員在歐洲殖民主義國家面前擺出一付道貌岸然的姿態，盼望它們盡快失去殖民帝國。美國人認為，在西方與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斗爭中，殖民主義殘余是對西方的巨大妨礙。盡管蘇伊士運河水道頗具經濟和戰略意義，但蘇伊士運河公司卻是最顯而易見的殖民主義殘余之一。
1955年秋季，埃及獨裁者已經轉向蘇聯集團尋求武器的傳聞不脛而走。對納賽爾的恐懼不僅籠罩著倫敦，而且蔓延到了美國。這是否意味著蘇聯勢力的擴張？伊士運河是否會對西方的石油和海上交通關上大門？石油公司又對供應中斷的可能性憂心忡忡。1956年4月，新澤西美孚公司就如何在運河關閉情況下把波斯灣石油運往西方的課題，委托起草了自己的研究報告。
大約就在同時，英國外交大臣塞爾溫`勞埃德在埃及拜訪了納賽爾。勞埃德明確指出，“運河是中東石油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英國至關重要。”納賽爾反駁說，石油生產國已經得到了石油利潤的50％，而埃及卻沒有得到運河利潤的50％。他宣稱，如果說運河是石油體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埃及就應當像石油生產國那樣享有同樣的對半平分待遇。
1955年底，英國和世界銀為了安撫納賽爾和加強埃及經濟，共同開始考慮向埃及提供貸款，以便在尼羅河的阿斯旺興建一座巨型水壩。這一項目似乎即將上馬。納賽爾得到了進一步的回報。根據艾登在兩年前談判達成的協議，最后一批英國部隊于1956年6月13日撤出運河區。然而，納賽爾的軍隊與蘇聯集團之間的武器交易卻是引起了華盛頓的警覺，并且造成了納賽爾與美國之間的疏遠。美國認為，埃及人會把有限的資金用于購買蘇制武器而不是用于水壩項目；此外，還估計到這個巨型項目會引走經濟困難，進而導致埃及對出資國的敵視和報怨。最好還是讓蘇聯人去做這樣長期吃力不討好的的事情吧。納賽爾承認“紅色中國”更加使美國政府和國會驚恐不安。參議院的共和黨議員告訴杜勒斯，在南斯拉夫的鐵托和埃及的納賽爾這兩位“中立的”候援領導人之中，只能批準向其中的一位提供援助。杜功斯選擇了鐵托。艾森豪威爾認可了這一決定。英國也對此予配合。1956年7月19日，杜勒斯撤回了向阿斯旺水壩提供貸款的建議，使納賽爾和世界銀行措手不及。
納賽爾開始行動
納賽爾感到氣憤、羞恥，并且渴望著復仇。他認為，運河過境費可以用作阿斯旺水壩的投資。他對于出現在埃及中央地帶的殖民主義現象恨之人骨，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26曰，在亞歷山大，納賽爾在他童年第一次參加反英示威的那個廣場上發表了演說。他以埃及領袖的名義，對運河的建造者德萊賽普斯指名道姓地反復加以誹謗。“德萊賽普斯”是埃及軍隊開始行動的代號。當納賽爾演講結束的時候，埃及軍隊已經控制了運河區。蘇伊士運河被沒收了。
這是一個轟動一時和頗有膽略的行動。運河區被占領之后，局勢戲劇性地驟然緊張起來。
尋求妥協的外交活動和徒勞無功的努力一直持續了三個月之久。9月中旬，一直堅持在運河上引導船只的英國和法國導航員按照蘇伊士運河公司的指示撤走了。這項工作被認為是商船航運業中的尖端技術，倫敦和巴黎的高級官員們認為，由于運河水淺和從西奈吹來的強勁溯風，埃及人是無力獨自經營運河的。然而，早在若干年之前，埃及政府已開始重視培訓埃及的導航員了。及至運河國有化的時候。一大批富于才干的埃及人早已作好了接掌航輪的準備。蘇聯集團也匆忙派遣了一批船舶駕駛員前來相助。因此，在納賽爾當政時期，國有化后的蘇伊士運河基本上保持了正常的運營。
在危機開始和升級期間，英國和法國政府都曾明確表示，他們絕不想中斷運河的航運，特別是石油運輸。美國政府的立場如何呢？在這幾個月里，不僅英國和法國，就連一些英國官員也捉摸不透美國的立場，更糟糕的是，個人恩怨和性格上的矛盾挫傷了艾登與杜勒斯之間的和氣。艾森豪威爾在日記中道出了一部分原委。他寫道：杜勒斯“在介紹情況時并不特別循循善誘。令人奇怪的是，他有時似乎并不懂得如何利用言詞和儀態去打動對方”。杜勒斯同其他美國人一樣，認為艾登既傲慢又刻板。他們話不投機，除了性格的矛盾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早在兩年之前，艾登和杜勒斯就曾經在法屬印度支那戰爭問題上發生爭論。艾登主張使用外交手段，而杜勒斯則對和平解決方案毫無興趣。
1956年8月，就在運河國有化的幾天之后，杜勒斯向英國和法國的外交部長們信誓旦旦地說：“必須找出辦法，讓納賽爾交出運河”。在此后的幾個月中，這一看法一直縈繞在艾登的耳邊，給他帶來某種安慰。然而，在英國人看來，美國人卻沒有想出什么切合實際的外交策略。這不禁使英國人疑竇叢生。美國仿佛只是想推延英法的直接行動而已。
其實，美國的決策人并不是杜勒斯，而是艾森豪威爾。這位總統對于美國應當采取的立場，早已胸有成竹。在他看來，訴諸武力既無取勝把握，亦無開戰理由。美國對策的實質就是防止英法的軍事干預。他認為，歐洲國家沒有能力在埃及建立一個有生存能力的馴服政府。任何這一類嘗試都會激勵阿拉伯人和整個第三世界反對西方，并且被蘇聯人利用。除此之外，他還告訴艾登：“納賽爾靠戲劇性場面而走紅，最好的辦法是讓這出戲漸漸地冷場。”艾森豪威爾曾經向他的顧問抱怨說，英國人的思維已經“過時”，納賽爾體現了該地區人民“打倒白人”的要求。若對埃及發動軍事進攻，肯定會使納賽爾變成發展中國家的英雄，并且有損于那些友好的阿拉伯領導人，使中東石油瀕臨危險。艾森豪威爾一次又一次地嚴厲衷告倫敦不要動武。
艾森豪威爾認為，最重要的是，美國不能以支持恢復殖民統治的面目出現，而應當利用埃及局勢提供的機會，贏得發展中國家的支持，盡管必須以疏遠美國的傳統盟友英國和法國為代價也在所不惜。納賽爾在聽取了關于艾森豪威爾一次演說的匯報之后，開玩笑似地向他的一位副手問道：“他到底站在哪一邊呢？”
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因素。艾森豪威爾就要在1956年11月爭取競選連任了。他在當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當時正以和平締造者的姿態進行競選。此時此刻，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軍事危機引起選民的恐慌，從而威脅他的競選。英國和法國從來也沒有真正地把美國總統大選日程因素當成一回事，因而鑄成大錯。它們在繼續進行公開的外交表演的同時，也在秘密地研究另外一套方案。他們跟在制訂對運河區實行軍事干預的計劃，但是兩國都還沒有作好采取軍事行動的準備。英國人發現，他們不得不在旅游旺季征用遠洋班輪，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私營的皮克福德搬運公司，以便運送坦克。
“我們不愿意被掐死”
英國和法國政府都強烈主張進行軍事干預。法國認為，納賽爾對其在北非的地位構成威脅。這位埃及領袖不僅給兩年前發動獨立戰爭的阿爾及利亞起義軍煽風點火。而且還向他們提供培訓和物資。法國人決心打敗納賽爾，并且收回德萊塞普斯用法國投資興建的運河。他們早已開始同以色列人進行軍事會談。后者之所以要打擊納賽爾，自有一番理由。當時，埃及總統正在擴充軍備，顯然是在準備同以色列打一場戰爭。他還支持游擊隊對以色列發動突襲，并且對以色列南方的埃拉特港實行封鎖，這就等于是一份宣戰書。
運河為什么對英國如此重要呢？石油是一個關鍵性的原因。運河是命脈所系。就在運河被沒收之前的幾個月，蘇聯領導人尼古拉`布爾加寧和尼基塔`赫魯曉夫于1956年4月來到倫敦。艾登在與他們會晤之前，與艾森豪威爾一起一絲不茍地審查了他準備與蘇聯人會談的內容，艾森豪威爾表示完全贊同。總統建議：“凡是會導致北極熊控制石油生產和運輸的問題，我們都應寸步不讓。石油生產和運輸關系到西方世界的防務與經濟的生死存亡。”在與蘇聯領導人磋商的過程中，艾登警告他們不要插手中東。他說：“我們不得不十分坦率地談論石油問題，因為我們不惜為它而戰。”為了挑明論點，他又補充說：“沒有石油，我們便無法生存……我們不想被掐死。”
納賽爾占領運河，使這種前景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英國的金融業風雨飄搖，國際收支岌岌可危。它已經從世界最大債權國淪為世界最大債務國。它的黃金和美元儲備僅夠支付3個月的進口。英國在中東的石油股息在其國外總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喪先這些股權勢必給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納賽爾一旦在埃及取勝，就會像摩薩臺在伊朗取勝時一樣，產生同樣的影響。英國的威望將會土崩瓦解。由于英國已經感到了失落，因此威望對它就更加重要。
艾登不僅為石油和經濟而憂心忡忡，而且還擔心蘇聯勢力會大量涌人中東的真空。據一位在外交部直接為艾登處理石油事務的官員回憶，“艾登非常擔心蘇聯在中東的擴張”，“美國尚未作好從英國手中接管中東的準備，因此，防止俄國佬染指的任務非英國莫屬。”
對于石油供應所受到的威脅及其蘊含的危險，財政大臣哈羅德`麥克米倫的看法與艾登完全吻合。他在日記中寫道：“事實上，我們已陷入一種可怕的進退維谷的境地。如果我們對埃及采取強硬行動，結果導致運河的關閉，通向黎凡特（黎巴嫩）的輸油管被切斷，波斯灣發生暴亂和石油生產中斷，那么英國和西歐將陷于敗局；可是，如果我們的外交努力受挫，如果納賽爾逃避了懲罰，而中東國家轟轟烈烈地‘實行石油國有化’……我們也會陷于敗局。我們到底何去何從呢？依我之見，我們顯然應當碰一碰唯一的運氣——采取強硬行動，寄希望于我們在中東的朋友立于不敗之地、敵人垮臺、石油得救。不過，這可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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